鲁迅为“版税之权”对簿公堂 在市场文学兴起以后，许许多多作家直接介入经商， 办出版物和书局，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者少，失败者 多。生意人人都可以做，但未必人人都会做。因此，五卅 运动以后的作家，主要还是同出版商打交道，比如鲁迅。 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出版商，主要是李小峰。 李小峰是一个颇有资历的出版家。还在北大求学期间， 他便积极参与了“新潮社”的工作。五卅运动期间，他脱 离新潮社，创办北新书局。同新潮社一样，北新书局也以 出版新文学作品为主旨，但经营方式却与新潮社不同。它 一不要作家自费印书，二不要作家包销，而是用版税和稿 费的形式向作家买稿，把版税、稿费和自己的利润加进书 价进行销售。这种办法，是由美查开始、经东亚益智译书 局发展，而为当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采取的出版办法，也 是全世界市场经济中出版行业的通用办法。 对李小峰的这一做法，鲁迅积极支持。1925年 9月， 他从新潮社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收回，同新作 《陀螺》、《热风》一起交给李小峰。李小峰也及时将这 些著作出版，并从本年11月起，开始给鲁迅支付版税，至 年底，共支付200元。1926年1－8月，又支付了940元。从 本年 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南下厦门和广州，其间，李 小峰没有向鲁迅支付过一分钱的稿酬，这大概是他和鲁迅 之间的私下约定，无所谓对与不对。 1928年 1月，即从鲁迅到上海两个月之后，李小峰又 开始向鲁迅支付版税，数量同两人都在北京时差不多，每 月平均在 140元左右。然而，这个时候，鲁迅在“北新” 出版的作品，已经不是1925年下半年的4本，而是9本；并 且 ，不论旧作还是新作 ，鲁迅作品的销售都很好，比如 《呐喊》，就几乎年年再版。同时，鲁迅还为“北新”主 编期刊。还有，鲁迅在厦门和广州的一年多，该补的版税 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李小峰仍然用1925年的版税额来 对待鲁迅，显然极不公平。鲁迅理所当然的有所不满，但 他没有发作。一方面，从辈份上来说，他是李小峰的老师； 另方面，李小峰着力于新文学作品的出版，也相当不易。 “北新”被北洋政府查封，不得不迁往上海。这一封一迁， 损失也相当不少。鲁迅等待着，希望李小峰自觉，自己去 改弦更张。 但是，李小峰却没有丝毫改弦之意。1928年全年没有， 1929年大半年过去了，也没有要改的任何意思。鲁迅终于 无法忍耐，决定给李小峰一点警告 。8月12日，他一早给 李小峰寄去一信，告诉他自己将停编《奔流》。李小峰收 到信以后，当晚，托人给鲁迅捎去一信和50元版税及50元 编辑费。以往，鲁迅编《奔流》的编辑费是每月 100元， 而此次只给一半，鲁迅明白了 ，好言善语 、甚至用停编 《奔流》示警，已经不起作用 。第二天，鲁迅下了决心， 托人寻找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准备 与李小峰对簿公堂。 对鲁迅要对簿公堂的要求，律师杨铿在与双方当事人 商谈以后，建议庭外调解，鲁迅和李小峰均表示同意。经 杨律师调解，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协议：首先，李小峰分期 分批补清历年拖欠的版税；其次，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 据南京国民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实行“印 书证制”。 对这一协议，李小峰是认真执行了的。9 月，他通过 律师补交拖欠的版税，至年底，共补交8256余元。从这以 后的《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李小峰基本上能够按时给 鲁迅支付版税，很少拖欠。也是从 9月份起，鲁迅的著作 被加上印书证出售。所谓“印书证”，指在收到版税以后， 鲁迅将自己设计和印制的表明是鲁迅著作的印书证交给李 小峰，北新书局将此印书证贴在版权页上以后发售。印书 证制，一方面，能够较好地杜绝出版商多印少报、克扣作 家的那个长期存在的老毛病；另方面，也是对出版商的保 护。因为，只有在付了版税以后的出版社，才能得到作家 的印书证，没有印书证的书，则只能被认为是不法商人的 盗版，不仅司法机关，就是读者也能进行监督。 对鲁迅同李小峰的这场庭外调解的官司，看法不一， 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便是反对者之一。在庭外 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的 8月28日，鲁迅在上海南云楼作东， 宴请李小峰，作陪的有郁达夫、杨骚、章依萍和林语堂夫 妇等人。这一天的《鲁迅日记》说，“席将终，林语堂语 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现。”这几句话，常 常被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不 对的。那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同政 治和艺术观点毫无关系。如果一定要在这里分出个“左” 和“右”，中国传统的观点是，不言钱不要版税是“左”， 而言钱要版税是“右”，那么，鲁迅便是“右”，林语堂 便是“左”了。 从广州到上海以后，与20年代上半叶在北京的时候相 比，鲁迅的生活状况已经大为改观。通过在厦门、广州的 教薪，他还清了北京第二次买房时的欠款，从个人财政破 产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到上海后，他接受蔡元培任院长的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大学院”之聘，任有薪的特约撰述员 月薪300元。这300元从不拖欠一直发到1931年年底。 300 元，加上李小峰每月给的版税、编辑费和发表单篇文章的 稿费，1928－1930年间，鲁迅每月有约500元左右的收入。 本书前言说过，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 500元约相当于今 天人民币的15000元左右。 一方面，还清了以前的欠款，另方面，每月有近今天 15000 元人民币的收入，鲁迅的生活并不困难。显然，鲁 迅打这场官司，不是生活困难的被迫出击，而是要还是不 要稿酬那个“权利”的主动行为。这个主动行为的意义， 还不在于鲁迅要回来了多少钱，而在于作为“劳心者”作 家的人的“本质”的觉醒。五四时期的鲁迅是不要稿酬这 个权利的。他宁肯借高利贷生活和自费出书，甚至去买马 票，也不要这个权利。同一时期的高一涵，看到了稿酬同 “红利”和剥削的关系，但他却采取了初期工人运动的怠 工做法，采取“不合作主义”。不要稿酬的“高风亮节”， 如前引的周全平的话所说，是不觉悟的行为，高一涵看到 了剥削关系的存在，实行“不合作主义”，同样是幼稚的 表现。现在，鲁迅主动要这个权利，并不惜为获得这个权 利而诉诸法律。这再一次说明，通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 和1927年大革命，鲁迅也转变了方向。 转变了方向的，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胡适是新月社 的董事长，也在出版商经营的书局中出版作品。他自己给 自己规定的版税率是，初版为15%，再版为20%，达不到这 个标准，作品宁肯不出。在《努力》中，为稿费事，胡适 同高一涵论争，居然为商务印书馆的经理们辩护，现在， 他也转变了方向—至少，在稿酬问题上是如此。同时，29 年 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当局查封，郭沫若也主要转向商 业出版社，自定《创造十年》每千字15元，稿子结果被现 代书店买去。 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些新文学家代表人物在稿酬上 的方向的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很多。其中之一是，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 的经济条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习惯上把1928－1937年间 的文学称之为“三十年代”文学。“三十年代”文学的特 点之一，是共产党员职业作家的大量出现，如周扬、夏衍 田汉 、阳翰笙等等 。共产党员作家一方面领取稿费和版 税，另方面兴办文学报刊和书局。这些报刊和书局十分讲 究版权。比如，由周扬等化名“周渊”主编出版的《文学 界》就有《稿例》一说：“本刊采论页计酬法，一律于出 版后十日凭稿酬通知单结付”；“本刊发表稿件，版权仍 归著作人保留，不过著作人将来集印单行本时，应尽先由 本社刊行”；“又本社编集汇刊或选本时，也得自由选辑 等等 。这些规定，既有著作人的利益 ，也有出版者的利 益，同当时国内和国际上通行的版权条例，没有什么差别， 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同国际惯例接轨”。虽然， 由于年龄和名气的区别，共产党员职业作家所得的稿酬和 生活水平，不如鲁迅他们，但是，却不能认为，稿酬—稿 费、版税、版权等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 “专利”。 可以这样假定，如果没有五卅运动，或者虽有五卅运 动，作家超之度外，依然不要稿酬，那么，这些共产党员 职业作家靠什么为生？作家无以为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30年代无产阶级的文学，怎样去传播？ 同样的道理，“三十年代”文学中，还有大量的非共 产党员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曹禺、沈从文等等， 如果金钱观、稿酬观不转变，他们又将何以为生，怎样创 造自己文学的历史？自觉地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是新文 学的发展方向之一，同时是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和繁荣的 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稿酬怎样搅动文坛》，红旗出版社)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