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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可 桢 入 党
散 木
1957年早春，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很快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
议上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又在会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整风、“双百”方针等问题。3月，竺
可桢在中科院聆听了院长郭沫若的传达，他的感触想必是很深的。
1949年，沧海桑田，绝望于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灾害
颠覆”的竺可桢，离开他操劳忧患十几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潜居上海，以避开国民党的加害
和强令迁台，他在期待和观察：他一生的“科学救国”理想之花，还能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吗?
他终于亲睹了人民解放军迈进上海秋毫无犯的军容。相比较，汤恩伯、顾祝同“光复”后开
入京沪杭地区，曾耀武扬威、荼毒百姓。竺可桢在中央研究院见到的解放军则是“站岗者倦
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极佳诚难得也”。这时，他大概庆幸自己没有被蒋介石父子劫
往孤岛去吧。其实，不久前，胡适在上海也对竺表示：“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在沪上，
竺与飞台前的小蒋途遇，不但没有领受“领袖的好意”，反而劝说曾是共产党人的蒋经国
“也不必去台湾了”。他确信：自己前半生无法遂愿的科学、民主、自由、仁爱，在新社会
中是有希望的。于是，国民党溃败、解放军入城的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
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这样，共产党向竺可桢伸出双手，竺可桢也走近了共产党。尽管他百思不解上海市委宣
传部长冯定在“中研院”纪念大会上“马列主义为最高原则，无产阶级主观意见较资产阶级
客观意见更为客观”的讲话；北京新政协会议讨论国旗用五星红旗，他因“骤然提出实无余
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他还是以极具科学家素质的理性去观察、融合于共
产党的领导与工作方式的。虽然有些难免的隔膜，但新生的共和国朝气蓬勃，执政党求才若
渴，是尊重科学家的。1949年5月，竺还曾耳闻陈毅市长的宽宏：其实就是“胡适、傅斯年、
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竺可桢以旧社会惨淡经营科学和教育的经历来体会新社会万象更
新的意义，他竭诚欢迎和拥抱这新社会了。出于主人翁的自觉意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
领》时，他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的条目被欣然接纳，“科学救国”、“科教兴国”，
就要变成眼前的现实了。
中国科学院刚成立，就任命郭沫若为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这都是
很得人望的科学大师。嗣后，竺兼计划局局长，在钱三强佐助下开始筹划科学院各研究所的
设置和科研工作了。他不像以前面临浙大校长首选时的踟蹰、犹疑，科研和行政，即学术和
政治的两难，现在全部化解。原来当校长么，社会的要求：一是科学家的学术地位，二是社
会活动家的能力，三是人格的号召和感召力，竺可桢都不缺；现在当副院长，自然也是这几
项，后采又多了一条“又红又专”，竺并不是浸淫于旧时代的过时人物，他学俄语，学马列
毛，他是合格的新中国科学泰斗。
但是，他毕竟曾出身“哈佛”，是服膺“自由主义”以及“好人主义”、“性善论”、
“科学救国”的科学家。他的大名暴起，除了科学成就、教育思想、人格伟岸之外，还有浙
江大学“文军长征”弦歌不辍以及“东南民主堡垒”的美称，曾有“费巩案”、“于子三
案”的大风暴。人们称竺校长“民主保姆”。然而，他素来又是力主“浙大学风以‘求
是’，不分党派门户，以维持学术标准为向来传统之要点”；于子三下葬不久，他曾黯然书
《告教授会》决心辞职：“十二年忧患余生，抗战日在流离颠沛之中，胜利后物质条件更
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
拟早避贤路”，这是何等摧心伤肺的话!今天的人们不谙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活动，大概
很难相信，194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居然”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
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
鄙”；也不会相信，1949年最后一个旧浙大的“校庆”上，他会引述阐发“天之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以及“中国文化之有其伟大性”，“中国是一个海洋，无论巨浸细流一入了海，水
就变咸了”，并以儒家精神“号召”“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可是也难怪，新浙大复课不
久，就有了这样的“壁报”：竺“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斗争，只剩
科学救国空谈，压恶旧而怀疑新，走中间毁灭之路”，这大概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
“原罪”了。不过，相比较而言，竺的“洗澡”、“过关”是顺利的，有的人，不说后来，
像胡刚复、储润科这些人，刚解放时就被停聘了，竺很遗憾地记入日记，“可知浙大接管情
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他已鞭长莫及。
所以，1957年郭院长传达毛泽东讲话，竺就听出“党内90％同志对各党派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以及百家争鸣取怀疑态度”的不谐之音，只是早春气候，大家尚洋溢在和熙的春风
中。不久，潘梓年又传达毛泽东巡视南方讲话，他乐观地估计“现在国内反对人民政权的人
百不及一，(浙江)也许万分之一，所以对人民再不能使用鞭子，用鞭子等于自掘坟墓”。
《解放日报》范瑞君一篇《我的密月·我的丈夫》遭到200余信件责难，认为是“小资风
味”，毛泽东大度地说不能篇篇文章都讲上甘岭，赵超构发社论要求“软些再软些”也不
错，倒是陈其通等人不对……。
科学院的专家坐不住了。最初有点不敢鸣，噤若寒蝉，两星期以来各种言论统统发表
了——柳大纲说院领导“不注意实验科学，不采纳科学家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
社科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墙，领
导接触少”，傅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思想”，童弟周感
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陶孟和发表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如
巫宝三，“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竺可桢
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特别对50年代初“全盘苏
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等失误，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
文，共产党会多等提出批评。当时《人民日报》记者陈柏生约竺撰文提意见，好在竺可桢头
脑清醒：“我对于政治素无远见，答应写关于科教政策文章”，所提意见也仅局限于“苏
化”、“冒进”，如随意扩大招生名额以及科学院不顾条件建立特急性任务研究所等，大概
因此也就无碍大局，在夏天风云突变后，也就未受到直接伤害，“竺老夫子”吗，还能身兼
18项职位，只是，他的长子在劫难逃，而竺的入党“考验期”拖长了。
竺可桢的子女中，长女竺梅1946年随恋人奔赴山东解放区，后不幸染病在大连去世。次
子竺衡，在浙大两迁期间，与竺可桢先妻张侠魂均于1938年前后病逝于江西泰和。长子竺
津，解放后在南京14中任教，反右时被定为右派，“且有反革命嫌疑，停职后做临时工作”，
竺可桢“后悔不事先警告他”，后竺津被下放在浦口石佛寺农场劳动教养。
1958年7月，竺可桢获知竺津已去农场劳改，心情不能平静，忧思重重。在得悉长子劳改
消息的当日，似乎有先兆，竺可桢清晨见屋外树上鹊声大噪，又见黄猫腾跃，揣度猫爬树偷
食雏鹊，睹物思人，夜不能寐，遂强忍悲哀，“为鹊雏失踪有感，作五言四韵，并引苏东坡
思鹊诗二句”，诗曰：
“昧旦狂鸣鹊，心疑有祸灾。即起出仰望，慈母失其孩。但恨不能言，相对空唉唉。飞
鸟尚如此，使我心为摧。”
翌日，竺可桢愁肠百结，念念斯人，不禁又改诗云：散木
“昧旦惊鸣鹊，声撼老古榆。开门翘首望，知为失其雏。上下如梭急，东西将伯呼。飞
禽知慈爱，我岂可独无。”
越二日，竺可桢情不能已，三改其诗：
“鹊噪惊清梦，鸣声震四隅。狸奴甘作赋，孤鸟失其雏。上下如梭急，东西将伯呼。人
生如好战，岂不愧慈鸟。”
竺可桢就是这样用隐晦的诗句表达自己对长子劳改鞭长莫及、空负慈爱的痛苦心情。三
年灾害“大饥馑中，竺津因饥饿及患病，奄奄一息，但营中无人照管”。竺可桢曾亲往探
视，“见场长，不能见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觅医”。竺津在农场既倍受政治歧视，又
进行强体力劳动，染上血吸虫病，后来还是竺可桢返京向院党委的郁文等通融，才以病重保
出在家休养。三四个月后，又被强令返回农场，于是病情加重，1961年1月20日不治身
死。长子划为右派及劳改、去世，竺可桢向不与人言，也许是心有余悸。这位终生勤于日记
的慈父，竟在竺津遭难前后的日子里，鲜少在日记中有所反映。他是不露声色而痛在心底，
甚至没有记入爱子的死讯。凶讯传来，他正在海南岛的南端出差，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追摹他
当时的悲恸，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堪的人间至情。以骨肉之痛，竺可桢一恸一句，前后四易诗
稿，写就《哭希文(竺津之字)》一诗：
忆汝十六气峥嵘，
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
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
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壮年竟早逝，
使我垂老泪盈盈。
前四句说的是他的儿子年轻时的追求。抗战初竺津亟图前线杀敌，遂“坚欲赴中共军
校”报考，竺可桢“以其眼近视，于前线带领兵士不相宜，且年过幼”，“不赞同其前
往”，“但希文投军之心切切”，竺可桢只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军校
毕业后竺津从伍任排长等，竺可桢原来安排他留在遵义，报考陆军大学，且“已与陆大教官
及教育长万耀煌等说妥”，但竺津坚持“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以父亲之情托而入
陆大”，后竺津在前线时有战讯告知其父有佳音，如将开往缅甸，则“渠闻讯大喜若狂，”
亦历述军中“种种弊窦”，则“渠不能随波逐流，此则受家教之影响也”。“光复”后，竺
津报考留美，以沙眼落选。竺可桢疼爱竺津，日记中时有可见如“见希文所着之衣甚单薄，
乃将绒衫脱下交穿”等。
1957年5月，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左
右，并且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
期，让他们走到顶点。6月，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
8月，科学院召开大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又认为“鸣放”中大多数意
见是善意的，在科学院“鸣放”的数千条意见中，“恶性批评”只占8％，院党委领导号召认
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在斗争中提高自己认识要比旁的学习快得多。在社会主义时代资
产阶级思想是不合法的”。
“反右”之后的“整风”中，竺可桢认真检查了自己，同时热切提出了“争取入党”的
要求。
竺可桢曾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校长任上，他认为“政治动荡，学校不应加入政党纷
争之中”，对共产党的认识，虽然他取客观公正的立场，然而基于抽象的仁爱观，以为“民
主国家基本信条即大多数人能向为善，共产国家在于恨”，他对阶级斗争是陌生和反感的。
浙大“学潮”期间，竺可桢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对国民党是深深绝望了，对共产党是希望
中又有所疑虑。解放以后，经过两个时代的不同感受，他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转变，即便在
“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后，也没有动摇过他的思想。1958年春节前后，他凝神作了
一个思想总结：从甲午始，中经庚子、辛亥、北伐、新中国成立，“这60年的沧海桑田变化
之大，为历史从未有，我人目睹亲历其境，国家从屈辱到坚强，民族从分离到团结，人民意
志消沉到如今的大有希望，安能不欢欣鼓舞。中山先生是有大功于民族，而最后使我们国家
能富强，民族能振拔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
1958年3月，科学院四大科学家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联袂声明：力争转变成
为工人阶级一员，申请加入共产党。6月，向党“交心”，竺可桢对郭沫若的“交心”有很大
的感受，在日记中记入了一段郭沫若的“自述”：
郭自感与几位非党副院长不同，他是“从头拥护党，和党也接近”的：1925年与瞿秋白
在一起；1926年在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任内，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北伐时见周恩来，汉
口见刘少奇、朱德……，可惜进步慢，是“乐天主义者，喜单干，手工业式搞，组织性差，
冲动性强，自由散慢，斗争性小，没有持久性，不如托尔斯泰每天写五百字，飘风不终朝，
暴雨不终日。司马光写《通鉴》19年。自由性大于纪律性，突击性大于持久性，浪漫性大于
现实性。红而不透，华而不实；泛而不专，浮而不切；知而不行，行而不力；个而不群，群
而不协”；1927年，因患斑疹伤寒，加上蒋介石悬赏5万通缉，遂避往日本，携一妻五子，作
翻泽工作，直至抗战。1930年曾奉命赴德与邓演达合作，因与之不合未去。返国后没有去延
安，“十年退伍一残兵”，留在重庆，参加国共合作，在周恩来手下做处(厅)长。解放后是
官僚主义，许多人来问，以为青年不必入党。以后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应为党为人民，跟党
走不会错……。
1959年初，申请入党的几位副院长，李四光已如愿；陶孟和“以年老多病，不再作此
图”。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社会学的元老，翌年不顾体弱赴沪参加学部
会议，终致旧病复发不起。竺可桢在日记中惋惜他的骤然去世，又说“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
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73岁高龄仍是受党之赐”。到了1961年的“实事求是年”，左倾
错误得到一定的抑制，这年春天竺可桢在北京饭店听周扬作报告，周扬说要造就“两支大
军”，一是马列主义队伍，一是科学队伍，“1957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为了打好基地”，在
此之上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而“基础解决以后，质量必须提高，不但方向
正确还要有水平”，中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听到这些久违了的话，
竺可桢不禁记道：“不要以为放毒草者就要整，要解决几个问题，斗争不是建设”。他大概
会想到，一年前，他的挚友和诤友马寅初，因不肯认错而被撤掉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竺可桢继续听周扬报告：对科学家要求红，红到如何地步?是否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必然会影响其业务。红是灵魂、统帅，笼罩，但非侵占，如侵占，则仅变成一个政治活动
家。说到“鸣放”，周扬说：提意见不是反党，而是爱党，对人民负责，反右是因其政治路
线不对，这是第一个标准，爱国与否，反共与否；第二个标准是唯心或唯物，不从事物出
发，不从调查研究出发，就流于唯心。周又说：学术观点可以是资产阶级观点，自然科学无
阶级性，但政策有。反对社会主义绝对不能允许，生活方式、世界观不能适应虽不好，但可
允许，对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的要求不能如政治活动家一样，所以专门家要有正确政治
方向，参加政治活动那是必不可少的。红，主要是政治态度、方向，不要抹杀个性。周扬的
报告，竺可桢加注有“树立世界观是长期复杂问题”和“成了一个专家不能不有政治活动，
要大声疾呼保证个人园地不受侵犯”等。
很明显，6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等一线领导同志正确的政治、经济各项措施下，1957年下
半年后的左倾迷雾散去了许多。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1962年科技十年规划会议，使竺
可桢颇感振奋，在1962年人大礼堂科技界新春招待会上，望着大堂中475桌宴席，他写道：
“这样盛大宴会，不但中国是空前，即在全世界也少有”，科学的春天到了。当周总理讲话
后，竺可桢情不自禁地记下那几句对他“启发最大”的殷切之语：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
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既是爱国主义又是国际主义。
那个在绍兴旅沪同乡会上聆听了蔡元培、杜亚泉的讲演而坚定了“科学救国”信念的少
年，在他的老年又面拂春风。他散去了余悸，你看他是如何激动地记下广州会议上聂荣臻、
陶铸的讲话并一一浓笔打下重点号：
“知无不言，言而不尽，提意见要尊重事实，要说老实话，过去做的不对的，要反省改
正，要敢于提出争论问题”。
“白日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陶铸传达北京七千人大会)。
周总理也在广州作了著名的报告，竺可桢聆听后欣然发言：老知识分子以“科学救国”
相号召，经年不得结果，只有共产党才能有作为。感慨之余，本“知无不言”的态度，他提
出群众运动带来的压力问题，如1959年北京全国科协会议上，有老农竟欲与科学院比赛，迫
使科学院不得不做亩产5万斤的试验，结果最好一垅产量仅800斤，这是“逼上梁山”违背科
学的蠢事。
广州会议后，北京举行“人大”会议，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
属于劳动人民和阶级斗争趋于和缓的论断，又一次引起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欢迎。竺可
桢在日记中记下张治中先生的一番感慨：共产党伟大，做错事情自己承认错误，对照蒋介石
1949年下野的“朕躬有罪，罪在万方”，诚不可以道里计。
在如此温煦的气氛中，竺可桢的夙愿终于得偿，6月，中共中科院办公厅秘书处支部举行
大会，通过接受竺可桢为中共预备党员，翌年年底又被批准转为正式党员。距离四副院长联
名致信表示“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努力学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四年之后。
入党介绍人张劲夫、郁文和秦力生以及支部的同志在吸收竺可桢入党时讲了许多诚恳的
话，或者嘱咐要加强政治学习，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批评受旧思想束缚，有事务主义
和保守主义，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要把党的路线视为个人的宇宙观体系，要对党的认识再
提高一步，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要相信党……。郭沫若院长那天也兴致很高，说这是“最
可纪念的一天”，他欣然赠诗：
雪里送来炭火，
炭火浑似熔钢。
老当益壮高山仰，
独立更生榜样。
四海东风骀宕，
红旗三面辉煌。
后来自古居上，
能不发奋图强。
1957年的影子，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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