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一）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前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读者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抢着阅读《人民日报》。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间，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上掀起 过四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揭批“四人帮”的十年罪行；第二个高潮是平反建国 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第三个高潮是关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 实践”的讨论；第四个高潮，就是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不正之风的 宣传。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发行量猛增到六百三十多万份，创造了自《人民 日报》创刊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 解放初期，我在一九五二年底调到人民日报社作副总编辑，“文革”结束以后， 任总编辑。到一九八四年为止，我在人民日报的三十二年编辑生涯中，在报上大 规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党号召开展“新三反运动”，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 主义、违法乱纪。可惜的是，这次运动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第二次，一九五 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又一次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宣传报道。 紧接着，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不 正之风。报纸上刊登的批评和建议，如滚滚雷声，撼人心弦，表达了我国知识精 英对国对民的一片忠诚。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整风”运动很快就变为毛泽东主 席的“引蛇出洞”的“阳谋”，那些坦诚发表批评建议的人，被一棍子打成反革 命分子，几十万优秀的栋梁之才，被扣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劳动改造，经受 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冤屈和折磨。我们报社的一些采写批评稿件的记者编辑，也难 以逃脱支持发表“右派”言论的罪责，也同样遭受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苦难。这十 几年，我在报社一直分管党的生活部的宣传，负责组织采写和编审整党的稿件， 多亏总编辑邓拓同志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才逃脱了这场灾祸。 第三次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的一九八○年，进行得相当顺利，也相当成功。因为这时，广大干部和 群众经过十年浩劫的磨炼，觉悟大大提高，报社干部也有很大醒觉。特别重要的 因素是，得到了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保护，才得以冲破重重阻力， 发表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批评不正之风的稿件，震动全国，收到十分显著的成效。 我认为，人民日报的这一段宣传历史，值得比较详细地记载下来。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结束十年内乱以后，我们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革新力量，发起了两场拨乱反 正的“扫荡战”：一场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了解放三十年来的堆集如山的沉冤 积案，解放了千千万万被错打、错关、错杀的英才俊杰和冤魂屈鬼；一场是反对 “两个凡是”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碎了几十年来人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教条 主义枷锁，解放了亿万人民的头脑和手脚。这样，从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保证 了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比较顺利进展。这条新的政治路线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开始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 开放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教育全党注意纠正好大喜功、爱吹不受批（评） 的老毛病，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 良作风。一方面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 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开展新的整顿党风运动；一方面加强在党报上开展群 众性的批评监督。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除了注意宣传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展“生产目 的”的讨论和“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以外，又一次广泛开展了自上而下同 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应该承认，当时，好些同志的头脑并不清醒，还没有从旧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 来。在“高举”的旗号下，想方设法地维护旧思想、旧作风、旧势力，因而在新 的四化建设中，种种不正之风继续蔓延发展，阻挠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针对这 种情况，人民日报集中力量，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历史上残留的和新发生的种种歪 风邪气上。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的一次宣传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向我们说到宋代名家 韩愈的《原毁》：“古之君子，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 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他讲解说，这就是说，要像周公（文王）那样严 于责己，宽于待人；也正如孔子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耀邦同志有所感 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在一次胜仗之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着重谈一谈我们的不 足，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的错误，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是正确对待历史的较 好的方法，特别是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一个好方法。” 回到报社，我专门重读了一遍《原毁》。在向编辑部传达时，我讲述了耀邦的 谆谆教导，对编辑同志决心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八○年二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立了政治局的书记处，选 举胡耀邦作总书记。党的副主席叶剑英对书记处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点：就是 “要带头解放思想，敢说、敢做、敢于负责，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在胡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在《人民日报》上开展批评监督的宣传明显地加强 了。我记得，这时报上发表的批评稿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批评揭露了几件比较 重大的错误，特别是竟然批评了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四位部长，这在我们党的整 风史和人民日报宣传史上，都是罕见的。 “西水东调”与陈永贵的胡作非为 第一件是揭发披露了山西昔阳县的关于“西水东调”工程事件。这是“文革” 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当前建设影响很坏的、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批评的对 象是靠“农业学大寨”起家的陈永贵。他这时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 总理，所以《人民日报》还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论中提到这个错误工程的重 要教训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这不是一项有益于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而是一项胡作非为、劳民伤财的水害工 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一手蛮干起来的、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 程。 那时，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 阳做的也都一切照办。”实际上是大寨大队领导昔阳县，是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 委领导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 “西水东调”工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几个县 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但是省委的几位领导人却很快批准和坚决支持这项巨大的 水害工程。他们认为：无论工程如何艰巨，投资多么浩大，“宁肯把山西所有水 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的项目。” 这项工程计划，企图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复杂 工程，东调到昔阳东部的海河水系。 这样，不顾原来昔阳西边三十多万亩水浇地的死活，硬要在昔阳东部新搞九万多 亩的水浇地，损坏原来的水利设施，反而制造新的水害。 结果，由原来批准的二千多万投资，一再追加到九千多万元，蛮干了三、四年， 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拖到文革结束，陈永贵的权势受到挫折，这项“为大 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四人帮”垮台以后，批评揭露这项工程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来信，纷纷送到 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送到山西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八○年四月十五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并配合发表了社论 《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引起了全国震动和激愤。 这篇通讯和社论是经过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发表的。通讯和社论通过昔阳这 件坏典型，进行了深刻地解剖，成为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一个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严重教训和总结。 社论指出：“多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 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 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围湖造田’......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 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 社论还指出，我们长期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 技术条件等具体条件，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 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赶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 全面砍光’。......大量的人力，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少的黄土大搬家 上，甚至不但没有效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子孙后代。” 社论说：“借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这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 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浇地，即使减去一半，用 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 社论进一步击中要害的阐明：“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科技人 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 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 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 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 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 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 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 ‘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社论最后分析“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 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 社论的结论十分可贵：“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 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 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的好得多。”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了，我仍然深深感到“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和“违反 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是仍然还很严重地危害着我们的建设事业吗？ 这是所谓大寨经验的基本特征，也是全农业大寨的基本特征，无非是在一言堂 专制统治下的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这就是为什么公开揭发批评“西水东调” 工程会得到全国上下喝彩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在雪片般飞来的来稿来信中，挑选了很少数的来稿来信陆续刊登。在这 一宣传战役中，产生巨大影响的稿件有以下几篇：《“西水东调”工程是极左路 线的产物》、《肃清封建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的影响，山西省解决里阳干祁遍全 省的问题》等等，前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连续宣传。 对昔阳“西水东调”水害工程的揭发批评，理所当然地牵连到整个“农业学大 寨”运动，首先牵连到它的根据地山西省。 在全国逐渐开展拨乱反正以后，山西省却迈不开脚步。真理标准讨论的学习和 平反冤假错案也都行动迟缓。山西的新闻界在首都报刊广播的影响下，《山西日 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以后，就连续发表了一批稿件，打开了僵局。该报陆续发 表了《吃亏就在一个“左”字─神池县学大寨的“七斗八斗”，斗得心散了，工 作乱了》、《“大批大斗”是一个极左口号》、《“堵资本主义路”堵得多年经 营没路了》等稿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又连续向中央 送交了关于“昔阳学大寨越学越穷”的内部参考。 作为靠大寨起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也坐不稳副总理 的宝座了。一九七九年八月，他从北京回到山西，山西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先解 除了他的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结束了他在昔阳十三年的领导工作。 八月三日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也解除了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从 此结束了陈永贵对全国农业的瞎指挥（陈永贵失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是在一 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免去了陈永贵的职务，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因为这不仅仅 是一个领导人的问题，它还蕴涵着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原因。从九月开始，《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同中央广播电台一些记者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界合作，采访了四十多天，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件。 一组专攻十年来大寨的真情实况，摸了无人敢摸的老虎屁股；另一组专攻陈永贵 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遍布全山西的昔阳干部。据统计，仅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 九年，从昔阳调出四百九十一人到山西的省、地、县市的领导岗位，其中有四十 多人是调到中央和其他省市任领导干部。这就是陈永贵的帮派路线。他的指导思 想是：“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这也是“学大寨”害了全国的一个原因。 在这两组内参的基础上，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又专门写了一篇总结性的 报道：《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对这次揭露批评“西水东调”事件， 进行了总结，才算胜利结束。 本报记者的这篇总结性报道，为“西水东调”工程算了一笔帐，发人深思。 记者报道说：“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 了5100万。山西水利厅的同志概算出一笔帐：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 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 有八十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 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九亿斤， 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 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 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矣。” 请大家想想：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国家花上万亿的投资，不是大都成为 这种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了吗？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不是大都处于这种“容不 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的专制制度领导下的“违背客规规律的瞎指挥”吗？ 这两组内参稿件还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这也说明，新闻界对大寨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新精神，同中央 的总结是紧密配合的。 到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学大寨经验教训的 初步总结》，中央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批语指出： “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 的。” “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时，......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学 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 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 手段。” （注：中央批评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据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稿件， 报道了昔阳县十年浩劫时期受到批斗的人占全县百分之一，两三千人。据以后统 计：到一九八○年十二月止，昔阳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028件，为2061人恢复了名 誉。可以想像，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人就更是无法计数了。） 中央批语还指出：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 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 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 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中央转发这个文件和新加的重要批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精辟地分 析，实际上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大力推行的先进典型运动进行了正确地评价。 从新闻界公开批评“西水东调”到“农业学大寨”、到党中央的正式总结，不仅 为“农业学大寨”奏起了哀歌，也给我们党多年来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 “政治挂帅，一抓就灵”的建设路线敲起了丧钟。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888.dynd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