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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 

■文/本报记者任荃 特约记者王丹红
上海文汇报2004.05.06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对比——

　　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6，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1/20；

    2000年，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
不到美国学者的4％；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15％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85％的学科与世
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仍是科技发展中国家。

    现行科技评价制度存在缺陷

    中国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需进行实质性的改进。中科院、科技部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大项目评审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就像有人说：“小经费，
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
    ——引自《自然》杂志中国特辑

    近年来，社会各界以及科学界自身对科研领域的浮躁浮夸、急功近利乃至学
术腐败等问题反映较多，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
的根源，国家科技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程津培认为，除了科技界在人格自律方
面的不足或缺失以外，现行科技评价制度存在缺陷是主要因素。

    这位科技部要员将目前科技评价不科学的突出表现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
指导思想上，为避免选题失败而回避风险，从而导致原始性创新思想受到遏制；
二是忽视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使得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处于创新思维最活跃时
期的年轻人往往难以脱颖而出；三是评价指标单一、不尽合理，对不同性质的科
技活动分类评价工作指导性不强。

    为此，程津培表示，必须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科学评价体系，规范科技评价
活动。在未来科技评价体系中，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将被彻底摈弃。这意味着，
科技评价不仅关注直接的、近期的和显性的价值，更要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
性的价值形态。因为，只有更多科学家能够耐得住寂寞、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
才能产出更多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

    对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

    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科
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
    ——引自《自然》杂志中国特辑

    “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比较。”与多数华裔科学家相比，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士刚的看法似乎更贴近国情。他认为，
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少于美国，而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更少。这个投入比例的
严重失衡可能是中国高水平产出远少于美国的根本原因。

    程津培则指出，最根本的症结还在于对基础研究的先导性、重要性认识不够，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长期不足，人均经费支持强度偏低。另外，科研基础设施也相
对落后，一些前沿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领域的科研条件，在质量、数量上与国
际水平至少存在10年以上差距，导致我国基础研究能力薄弱。

    我这个博导只够得上副教授水平

    多数大学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评判性、创造性的思考，大多数大学和研
究生院仍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
    ——引自《自然》杂志中国特辑

    正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首先将问题
归结于教授、博导的质量上：“现在的体制和机制促进高校之间恶性攀比，比谁
的院士多，谁的博导多，谁的教授多，所以大家拼命地提教授，争博导。”攀比
之风的后果就是，一些不具备资格的人也被提拔上来，导师质量参差不齐。

    身为现行教育体制中人，王迅坦言，国外学者包括留学人员对国内博导、教
授、甚至院士的水平颇有微词。听到类似评价，他也从不讳言：“我们的教授和
博导水平总体上是比不过人家。”说到这里，王迅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
例：“他们聘一位教授要看在这个领域世界范围他是否有知名度，评副教授要看
他们在国内是否有知名度。而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大多光凭一些死材料，这很
难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潜力。”

    王迅心目中的教授标准，包含许多看似苛刻的要求。比如：要有高的文化素
质、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能出色地主讲本科生基础课；能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
向，有国际公认的重要学术成果；经常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与世界一流科学
家对话等等。而若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标准来衡量，王迅认为，目前复
旦大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够得上副教授水平的可能有十多个，
“我也可以算上一个”。

    尽管这是在和国外一流大学相比，王迅仍期望这样的“自我检讨”能够激励
青年一代朝着成为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的目标奋进。

    最需要毫不留情的学术批评

    在中国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
学术交流。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
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
    ——引自《自然》杂志中国特辑

    在学术批评问题上，蒲慕明的中肯意见被何士刚做了一次“刷新”，那就是，
在学术报告、基金评审和大型学术会议中，现在经常能听到毫不留情的批评。何
士刚举例说，去年，他参加中国神经科学会年会，气氛非常活跃，几乎每个报告
后都有较长时间的讨论。由他本人主持的那场分会，虽然有两个报告人缺席，但
热烈的讨论不但完全弥补了多余的时间，主席还经常需要控制讨论，以确保后面
的报告不至于延迟太久。

    亲身经历这样的场面，何士刚十分感慨：“这是大量科学教育工作者多年努
力的结果，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正错误、弥
补不足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人不愿接受批评，觉得有碍脸面。“往者已矣，来者
可追”，何士刚希望，在青年学生和研究人员中大力提倡不惧权威、勇于批评、
畅所欲言的精神，这将对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科学精神的迅速形成起到不可估
量的作用。

(XYS200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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