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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圣战十字军
--评余杰《面对中国的国难》的宗教狂热观点

紫弦

对于宗教徒来说,凡未信教者均为罪人,无论他们死于何因,没有宽容的余地。
Franklin Graham上周的证道词中就称:他为上千死难者觉得难过:因为他们没
有接受主,死了还得下地狱受惩罚。余杰也称:“几千年来,… …我们就象一堆
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 … 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
天上的神。”余杰的想法并不新奇。他与Franklin Graham 没有什么区别:凡不
信神者,必遭毁灭。余杰希望的不过是对异教徒进行清洗。这种观点不单是民权
的敌人,而且距邪教徒的立场不远了。(注:Franklin Graham的观点与Billy 
Graham六十年代的观点一致。参见,J.E. Barnhart. 1972(?). Billy Graham’s 
Religion.)

对于余杰,中国的文化只不过是一个不爱他的上帝的、该诅咒的蛆虫的寄生土壤。
为了达到他计划的“拯救”毁掉了自然无足可惜。不但是土壤,余杰还称:“这
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这些“幸灾乐祸”的人虽然
可悲,但像余杰这样把人当成虫类的人,还敢自封为“人文主义者”,恐怕也是
罕见。他对异见者的仇恨,无论余杰引用多少叔本华的名言也隐瞒不了。何况,
一旦被宗(邪)教徒认定为“邪恶”,其结果只能是被铲除。如果是把邪恶具体
化了,就可以当恐怖主义的后备队员了。余杰自称“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
恐怕仅仅是权宜而已。一个整天只见“老鼠和蝙蝠”的人,他的愤怒,一旦给与
机会,是具有毁灭性的。(另外的例子参看:A. Hitler的Mein Kampt。)

余杰自称是人文主义的爱国者,问:“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
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可惜的是,他爱的不是所有同胞—他们大
多数不过是“蛆虫”一般的蠢物,“老鼠和蝙蝠”般的恶物,让他们自动毁灭好
了。他爱的只是:“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份子们、
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 …。”如果余杰只是以他的
喜好来认知“良知”和“良友,”不见得他们就是“良知”的代表或体现。依此
来自定的“人文主义,”其实与余杰列举的甘地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与当代主
流的基督教教义相去甚远 (比如Hans Kung的观点,见:On Being A Christian)。

如果余杰反对“蛆虫”等拥有与“圣徒”们同等的权利,并对他们充满仇视,又
把“人文主义”界定为他的“团体主义”,这十字军的圣战士恐怕快出发了?

另外:希望余杰以后引文要注意给个出处。

附:
面对中国的国难

余杰

§§一、我们为什么幸灾乐祸?


┌────────────────────────────┐
│                            │
│          和平祈祷词             │
│                            │
│          圣.方济各             │
│                            │
│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
│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
│      以理解回敬伤害               │
│      以忠诚解除怀疑               │
│      以希望根除绝望               │
│      以光明照亮黑暗               │
│      以欢乐融解哀愁               │
│                            │
│      神圣的主啊,能否无需过多追求就能      │
│      让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
│      让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
│      让我不求被爱,而去爱            │
│      因为只有给予才会得到            │
│      正是在谅解别人中我们得到谅解        │
│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们得到永生       │
│                            │
└────────────────────────────┘


在《丧钟为谁而鸣》一文中,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9.11’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
  难。”

该文发表以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无边的邪
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正如《犹太教法典》中所说:
“世界的存在,只应感谢那些控制自己愤怒的人们”。然而,无论受
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
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
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
个身处苦难而被苦难所异化的民族必然的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
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形象
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下面的问题就
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
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
爱的现实生活?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份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
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
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
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
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
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
“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
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
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
统,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
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
族。我们就象一堆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在粪便熏天的
臭气中,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
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蛆虫们以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
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虫们无法了解世界上还可能有其它的生
存方式。

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
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
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
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
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
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
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
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地捍卫着蛆
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
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
——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
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
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
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
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
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
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
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
——这就是大部份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
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
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它类型的“幸福”。正
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所说的:

  “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
  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
  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
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
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
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
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
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
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它只
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
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
中说:

  “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
  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
  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
  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
  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

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以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
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蛆虫——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
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

叔本华说:

  “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
  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
  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
  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

然而,“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
之截然相反。


§§二、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份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
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
对恐怖份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
国”行为?

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
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
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
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没有能够理所
当然地成为“常识”。

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
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6.4”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
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
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
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
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名叫苏萍的、抱着布娃娃充满
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被警察关进收容站,并遭到了流氓们的轮
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女工被怀疑偷窃,而被脱光衣接受服
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
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给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甚至仅仅是表达一
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
“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份子们、
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
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
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间接
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
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
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
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
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

  “我们想用武器干什么?我们应当永远象野兽那样生活?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至少要象这些野兽显示出同样的节制,因为它们从不
  在群内斗争,只是由于饥饿和其他困厄的驱使才相互战斗。相反
  地,人们为了一件小事而开始争斗。他们处于纯粹的轻率态度相
  互进入战场,不是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而是上万人反对上万人地
  进行斗争,并且面对堆得高高的尸体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兴高采
  烈。”

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我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9月
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
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
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我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潜在的威胁世
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谓的“捍卫国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
镜中之花。

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
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
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正如克莱瓦赫在
《论皈依》中所说的那样:

  “爱好和平的人象孩子那样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狈的处境;这样的
  人在当今恶劣的和有那么多使人恼怒事件的世界里不容易获得幸
  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
  常存忍耐,就必须保全灵魂’(《路加福音》;21:19)。建立
  和平的人最后不只掌握他的灵魂,而且也还赢得了许多其他人的
  灵魂。”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
际环境。

有的人认为,爱国就必须反对美国(包括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
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当他们把美国定义为“敌人”之后,他们自然
而然地支持一切打击美国的行为(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然
而,我要追问的是:

◆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

我再进一步追问:

◆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该死?那么,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员们是不是
 美国人?当年,他们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
 的侵略。今天,他们的子孙是不是也该被炸死?
◆马丁.路德.金是不是美国人?这位把中国人当作兄弟的伟大的人
 权斗士是不是也该被炸死?在一次圣诞节演讲中,马丁.路德.金
 说:

   “任何人都是某一个人,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孩子。而当我们
   说:‘你不应当死’,我们实际上是说,人的生活是太幸福
   了,不允许在世界的战场上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在政
   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在我们之间存在区别,但是越南人是我们的
   兄弟,俄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有一天
   我们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爱的桌子旁来。但是,在耶稣基
   督那里不存在犹太人或异教徒。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男人或
   女人。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在耶
   稣基督那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受束缚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稣基督
   那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
   神圣性,那么我们将不会剥削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用压迫
   的铁蹄践踏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杀害任何人。”

 我想,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爱国者,尽管他被某些白人种族主义
 者看着是卖国者。我愿意追随他的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国”这个词在中国高度政治化了。“爱国”成
了一切迫害和镇压的借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强有力的工具。今天,国
难降临的时候,也该是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彻底地学习如何“爱
国”的时候。


§§三、虚拟空间、匿名与邪恶


我发现,网络上的言论比现实生活中的言论还要邪恶。而且,在网络
上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最先进的资讯方式的年轻
一代。这一现象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当我思考网络上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邪恶言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
重要的原因: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是一个匿名的世界。因为虚
拟,就有了游戏的性质;因为虚拟,就不必追求真实。虚拟是一把最
佳的保护伞。同时,因为匿名,不用为自己说的话承担任何的责任;
因为匿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内心的黑暗;因为匿名,可以选择所
有非文明的、暴虐的方式说话。匿名者是怯懦者,不敢正视自己的内
心肮脏;匿名者是自私者,不愿考虑言辞对他人的伤害。匿名在网络
上发言的人,正如“文革”时代混在人群中殴打老师的红卫兵一样,
当事过境迁之后,他们竭力回避自己的罪恶,而试图把所有的罪责推
到“大家”的身上——既然是“大家”干的,“我”就从容地逃逸
了。匿名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正如“6.4”时候举起枪口向手无寸铁
的民众开枪的士兵一样。他们可以毫无忏悔之心地说:同僚们都开枪
了,我也开枪,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枪!更何况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这样轻松地就卸下了对真理和人道的承担。

匿名,意味着“法不责众”;匿名,意味着放弃责任;匿名,意味着
回避人类自身的尊严。匿名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匿名者对自己说的
话毫不自信、对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邪恶充满着恐惧。正是出于
对匿名者的厌恶,我对李敖、李寒秋、李宪源、阎学通诸君还存有最
后一丝敬意——虽然他们说的话已经超越了做人的伦理底线,但他们
毕竟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说明他们多多少少还愿意为自己的观
点承担责任。

匿名者是一群远离爱、远离勇气的人,是一群没有良知和良能的人。
匿名是网络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绝不接受的标志。我不愿意
参与网上讨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不会与一个匿名者讨论任何
问题——一个连名字也要隐藏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奢求他真诚呢?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网络上那些天女
散花般的言论的实质——它们十之八九都是语言垃圾。我一直认为,
人是有责任感的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一点就是对自身责任
的自知。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对自己说
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个字负道德和法律上的全部责任。而匿名
者们却是一群躲藏在网络的黑暗中的老鼠和蝙蝠。

匿名者们高喊战争、歌颂战争、宣扬暴力、崇拜暴力。但是当战争和
暴力真正来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缩头乌龟——他们连自
己言论的责任都不敢承担,怎么可能有“保家为国”的胆量呢?匿名
者们无法面对冯.鹿特丹在《在所有民族那里受到谴责和镇压的和平
所作的控诉》一文中的追问:

  “一个士兵怎么能够在这一祈祷中诵读祈祷文呢?当你要想扼住
  你兄弟的咽喉时,你没有感觉的嘴敢于称他为父亲吗?当上帝的
  名字由于在你们中间这种暴动而遭受更多的亵渎时,你的名字会
  变得神圣吗?你祈祷通过大量流血建立你的暴力统治,你的帝国
  就到来了吗?上帝要和平,而你准备战争,你的意志——在天上
  以及在人间——实现了吗?你烧掉你兄弟的种籽,并且甚至宁可
  让它腐烂而不愿从中得到好处,你是每天向上帝祈祷求面包吗?
  你现时应当用人的嘴说这种话。我们的罪责宽恕了我们,正如我
  们宽恕了我们的罪人一样,你就急急忙忙去杀害兄弟?你请求在
  诱惑的危险面前得到保护,同时你却通过你的危险的游戏把兄弟
  引入这一危险?你要求从恶行中解放出来,而你考虑的却是最严
  重的灾祸?”

那些一边匿名、一边热衷于战争和暴力的家伙,就如同心灵色情而生
理残缺的太监。连一向温和的马丁.路德.金也忍不住斥责他们为
“废物”。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的朋友,我们已经太久地走着所谓可以通行的路,但是这条
  路无情地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引入迷误和混乱。历史充满了那些专
  注于仇恨和暴力的废物。如果我们想要拯救我们的人民和人类的
  话,那我们就必须选择另一条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完
  美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应当为使我们的民族摆脱种族隔离的桎梏
  而竭尽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允许放弃我们对爱的责
  任。因为我们虽然反对种族隔离,但是我们必须爱各种种族的
  人。”

诚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爱是需要责任感、需要勇气和健全的思考
能力的。这些,匿名者们无一具备。

长期以来,网络上的言论一直充满着暴虐和血腥的气味。本来,网络
应当给信息不畅通、新闻不自由的现实中的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空
气,并进而建构一个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
化平台。然而,以上正面的功能远远没有实现,网络却日渐凸显出毛
式语言、毛式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危险情势来。可见,假如我们不在心
灵结构和思维方式上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异,即使我们能够熟练地运
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我们依然是一群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野蛮人。

当我面对网络上充满邪恶气息的言论的时候,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
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写过的一段话:

  “‘只有为之流血的事物才是强有力的!’——无赖汉们仅仅忘
  记了,并不是那些使人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是那些为
  之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这,恰恰是这,是世上血的规
  则。”

今天,在我看来,网络是一个黑暗的“狼区”。这里什么都是虚拟
的,只有汹涌的邪恶不是虚拟的。邪恶是如此地真实。当我坐在电脑
前面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倾听到了恶狼们那阴险的喘息声。

回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并不因为你回避了,这些铺天盖地的邪恶就
不存在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须从当下开始努
力,致力于把“狼区”改变成“人区”,让我们象基尔施说的那样开
始吧:

  “我们想要把狼区创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们的目光点燃了对某
  些事物的信仰。”


§§四、真理、非暴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古巴、利比亚、北韩、伊拉克等美国的宿敌先后
发电表示对死难者的沉痛哀悼。而我们的某些“正义之士”,却一相
情愿地欢欣鼓舞——因为这次恐怖事件为这些“深受美国压迫”的民
族和国家“讨回了正义”。两相对照,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这里,我采用甘地的定
义——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出“甘地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非暴力。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
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体内,反映出
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
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

他又说:“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
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
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
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还是强大的?

甘地说:“非暴力象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
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肌体组
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
效力,并从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那么,非暴力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甘地说:“东西方的暴力往往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造成的,其实,
非暴力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把对手变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发
点是对一人运用的原则便可用于万物。人类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于己
可行,则人人可行。”

他又说:“真理力量不象暴力那样将对手排斥在问题的解决之外;相
反,它重在改变对手,让他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之中并从中获益,从而
使双方共同升华。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对手看作一个要攻克的敌人,而
是一个携手探寻消除争端的至真办法的伙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试图消
灭对手,而是要将对手争取到真理的一边,要他弃暗投明。”

“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那么他就彻头彻尾错
了。非暴力如同博爱、宽容一样,必须从内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么?

甘地说:“不管怎样,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标。工具必须触手可
及,所以非暴力是我们至高的责任。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我们终有一
日会达到目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最终的胜利势必属于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会放弃对真理
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寻求并用生命来捍卫的真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需
要的真理。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
权”的历史。几千年来,暴力在中国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对成功具
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
和实施者。尤其是到了20世纪,暴力更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实践”的美丽外衣,侵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毛泽东是暴力文
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让我们怀着激情接受并实施暴
力,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被他所催眠的“乌合之众”——直到今天,
他的催眠术依然在对我们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地
“暴力化”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就天才地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实是
“吃人”的历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现实生活都可以被置换成
“吃人”这两个字。既然都是“吃人者”,那么对大洋彼岸发生的恐
怖事件表示一点幸灾乐祸,又算得了什么呢?

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对中国太陌生了,与中国文化几乎是格格不入
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当下的生活,重建我们对爱、对真、对善、
对美、对人性本身的信心,我们必须吸取甘地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丁点
“镭”。

我想,通过这一次的“国难”,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意识到
改造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的重要性、能够对真理焕发出追求的热情、
能够开始认识“非暴力”的价值,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不再是
一次“历史的无用功”;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有可能是我们重
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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